1

午后的阳光有些晃眼，晒得柏油路面泛起一层黏腻的热浪。

我拧开刚买的矿泉水瓶盖，冰凉的触感短暂缓解了指尖的燥热。

一转身，便利店门口空荡荡的。

刚才还牵着我衣角，央求着要草莓味棒棒糖的女儿朵朵，不见了。

“朵朵？”

心跳猛地漏跳一拍，像是被无形的手攥紧。

2

我几步冲出便利店，目光急切地扫过人行道。

穿着校服的孩子们三三两两地走过，嬉笑声尖锐地刺着耳膜。

没有那个穿着粉色公主裙的小小身影。

喉咙发紧，我提高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

“朵朵！”

便利店老板探出头，指了指斜对面的监控探头。

“刚才有几个穿蓝马甲的，说是搞什么爱心助学，你女儿跟他们说了几句话，就……”

老板的话没说完，我已经冲进了便利店狭小的后台。

监控画面有些模糊，噪点跳跃。

几个穿着蓝色马甲的成年人围着朵朵，脸上挂着公式化的笑容。

其中一个弯腰抱起了朵朵。

小小的身体在她怀里扭动了一下，似乎有些抗拒。

画面一转，朵朵被塞进一辆白色的面包车。

车身上贴着模糊的“儿童基金会”字样。

车牌的位置，被一块刺眼的反光贴纸完全遮挡。

面包车汇入车流，消失在街角。

3

我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留下几道泛白的月牙印。

警察很快赶到，例行询问，记录。

我靠着冰冷的墙壁，视线没有焦点，耳朵里嗡嗡作响。

直到一个警察递过来一个小小的证物袋。

里面是一枚纽扣。

金属材质，边缘有些磨损，上面清晰地刻着两个字母：TL。

“在孩子被抱走的地方找到的，应该是挣扎的时候，从志愿者马甲上扯下来的。”

TL？不是车身上的“儿童基金会”。

我死死盯着那枚纽扣，仿佛要把它看出洞来。

一个年轻的辅警小声补充。

“有目击者用手机拍到了面包车的尾灯，右后方的灯罩有明显裂痕。”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些。

“这个特征，跟三年前邻市一起儿童失踪案里的嫌疑车辆，对得上。”

三年前。

邻市。

冰冷的字眼像针一样扎进我混乱的思绪。

4

回到空荡荡的家，女儿房间里熟悉的玩偶和绘本，此刻都像无声的嘲讽。

我瘫坐在地上，目光落在朵朵放在小书桌上的书包。

粉色的兔子书包，拉链上还挂着朵朵最喜欢的毛绒挂件。

我颤抖着手拉开拉链，里面散落着几本作业本，一个空水壶。

还有一张棒棒糖包装纸。

不是朵朵常吃的那个牌子。

包装纸背面，印着一个黑白相间的二维码。

鬼使神差地，我拿出手机，对着那个二维码扫了一下。

屏幕跳转，加载出一个简陋的网页。

“TL助学计划”。

又是TL。

网站顶端是宣传语，下面罗列着捐赠光荣榜。

密密麻麻的名字滚动着。

一个熟悉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屏幕中央。

周志明。

我的前夫。

那个离婚时声称生意失败，净身出户，只留一套贷款未清的房子的男人。

捐赠金额那一栏，清晰地显示着一笔不小的数目。

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的恶心。

我扶着桌子站起来，眼神冰冷得吓人。

手机屏幕的光，映着我毫无血色的脸。

周志明。

那个口口声声说净身出户，连女儿抚养费都拖拖拉拉的男人。

他的名字，赫然印在那个带走朵朵的“TL助学计划”捐赠名单上。

5

我深吸一口气，压下翻涌的情绪，点开了那个简陋网站的“加入我们”链接。

用一个早已不用的邮箱和化名，我填写了志愿者申请表。

意料之外的顺利，第二天就收到了“面试”通知，地点在城郊一座不起眼的写字楼。

没有基金会应有的气派门面，只有一块小小的铜牌挂在单元门口，刻着“TL”。

接待我的女人笑容热情得有些刻意，递给我一件崭新的蓝色马甲。

和监控里那些人穿的一模一样。

办公室不大，几张廉价的办公桌拼凑在一起，墙上贴着几张打印出来的山区儿童照片，像素模糊。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打印机墨粉和速溶咖啡混合的廉价气味。

我被安排整理一些宣传资料，薄薄的铜版纸，印着同样的模糊照片和煽情口号。

几个“同事”埋头打着电话，语气熟练地劝募，间或夹杂着几句听不清的低语。

我假装认真地分拣着传单，眼角余光却在飞快地扫视四周。

通往里间的门虚掩着。

趁着接待女人接电话的功夫，我端着一摞整理好的传单，脚步放轻，朝里间走去。

“我把这些放仓库。”

我低声说了一句，也不管有没有人回应。

里间果然是个仓库，或者说，更像个杂物堆放点。

扑面而来的是灰尘和廉价塑料制品的气味。

几十个半人高的纸箱堆叠在一起，箱体侧面用马克笔歪歪扭扭地写着“捐赠文具”。

和网站上的宣传一致。

我放下传单，目光落在其中一个纸箱的封口胶带下。

那里隐约露出一角白色的标签。

我不动声色地靠近，假装整理旁边的箱子，指尖快速地抠开一点胶带。

白色的标签露了出来。

上面印着一行英文和一个条形码。

“GlobalTrans Logistics”。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像是一个目的地代码，指向汉堡港。

跨国物流。

捐赠给国内山区儿童的文具，为什么要用跨国物流运往德国？

心脏猛地收紧。

我快速用手机拍下标签，恢复原状，若无其事地退了出来。

回到办公区，接待女人还在打电话。

角落里一台电脑屏幕亮着，似乎暂时无人使用。

我走过去，假装要查找什么资料。

屏幕上是一个简单的内部管理系统，需要密码。

我试了几个简单的密码组合，都提示错误。

目光扫过桌面，一堆文件中压着一张外卖单。

单子背面，潦草地写着一串数字和字母。

像是某种账号密码。

我深吸一口气，快速输入。

登录成功。

是一个财务相关的界面，权限很低，只能看到一些流水记录。

大多是小额的捐款入账。

我快速滚动页面，手指因为紧张而有些发凉。

突然，一条备注为“境外服务费”的支出记录跳入眼帘。

收款方是一个陌生的境外账户。

金额那一栏，赫然写着：USD 5000.00。

日期是上个月的十五号。

我往前翻，每个月的十五号，都有一笔同样金额，同样备注的支出。

五千美金。

不多不少，正好符合某些国际领养中介机构的“标准服务费”。

我的后背渗出冷汗。

就在这时，口袋里的手机震动起来。

是负责朵朵案子的李警官。

我走到窗边，压低声音接起。

“宋女士，那个纽扣上的DNA检测，有结果了。”

李警官的声音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凝重。

“数据库比对……匹配到了一个人。”

“是三年前邻市失踪案里，一个叫王娟的女人的DNA。”

我屏住呼吸。

“关键是，”李警官顿了一下，“系统里显示，这个王娟……在两年前就已经因为意外事故，被登记为死亡了。”

李警官后续的话语，我听得有些恍惚。

挂断电话，我迅速退出那个简陋的财务系统，将外卖单放回原处，装作若无其事地回到自己的工位。

指尖冰凉，心脏却像被扔进滚油里煎熬。

跨国物流标签。

五千美金的境外汇款。

一个“被死亡”的母亲。

线索杂乱地纠缠在一起，指向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深渊。

我必须尽快离开这里，但不能引起怀疑。

又熬了半个多小时，我以身体不适为由，向接待女人请了假。

走出那栋不起眼的写字楼，午后的阳光依旧刺眼，却驱不散心底的寒意。

6

回到家，钥匙插进锁孔，转动时发出干涩的摩擦声。

推开门，迎接我的只有一片死寂。

女儿不在家，整个空间都失去了灵魂。

客厅的沙发上，还放着朵朵早上没来得及收起来的画笔。

我走过去，拿起一支粉色的蜡笔。

眼眶蓦地发烫。

门外传来轻微的响动，像是有人在门口放了什么东西。

我警惕地走到门边，透过猫眼向外看。

楼道里空无一人。

我犹豫了一下，打开门。

一个没有任何标识的牛皮纸文件袋，静静地躺在门口的地垫上。

没有邮戳，没有寄件人信息。

像是有人特意放在这里的。

我捡起文件袋，触手微沉。

关上门，反锁。

7

我靠在门板上，深呼吸了几次，才拆开文件袋的封口。

里面掉出来的，是一沓复印件。

最上面的一张，标题清晰——《出生医学证明》。

是朵朵的。

签发日期是三年前，朵朵刚出生不久。

母亲一栏是她的名字，父亲一栏是周志明。

一切信息都对得上。

除了……血型那一栏。

复印件上，朵朵的血型，清晰地印着一个“O”型。

可这个“O”字上，被人用笔粗暴地划掉，旁边潦草地手写了一个“AB”。

我的呼吸骤然停止。

我猛地冲进卧室，翻箱倒柜找出家里的户口本。

户口本上，朵朵那一页，登记的信息里，血型一栏，赫然写着“AB型”。

我记得很清楚，当初办理户口时，提交的就是医院开具的出生证明。

为什么这份复印件上的原始记录是O型？

为什么户口本上却是AB型？

那个潦草涂改的痕迹，像一只冰冷的手，扼住了我的喉咙。

是谁送来的这份复印件？

为什么要涂改血型？

一个荒谬而可怕的念头，伴随着刺骨的寒意，瞬间攫住了我。

8

那份粗糙的复印件，和那本红色的官方户口本，并排摊在冰冷的茶几上。

户口本上的信息，是我亲手去派出所，依据医院出具的《出生医学证明》登记的。

那份证明，我当时反复确认过，每一个字都清晰无误。

可现在，这份匿名的复印件，却呈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原始记录。

那个潦草涂改的“AB”，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恶意。

谁涂改的？

为什么涂改？

TL基金会。

跨国物流。

五千美金。

“已死亡”的母亲王娟。

前夫周志明。

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像通了电的线路，在我脑中疯狂地连接、碰撞。

火花四溅，照亮一个黑暗的猜测。

如果连出生证明这种源头文件都能被篡改，并且成功录入官方系统……

那么，那个储存着无数家庭希望的打拐DNA数据库呢？

李警官说，纽扣上的DNA比对上了王娟。

可系统同时显示王娟已死亡。

这本身就充满了矛盾。

会不会，数据库里的某些信息，也被人动了手脚？

比如，将本该匹配成功的失踪儿童DNA，标记为“已比中无亲缘”？

再伪造一套合法的“弃婴”证明，利用《涉外收养办法》里的空子……

把孩子，像“捐赠文具”一样，通过跨国物流，“合法”地送到海外家庭？

每一个推论，都让我浑身发冷。

我需要证据。

不是这种可以被轻易涂改、伪造的纸质文件。

也不是可能被篡改的数据库信息。

我需要最原始、最直接、最无法辩驳的生物学证据。

一个念头猛地闯入脑海。

脐带血！

9

朵朵出生时，他们保留了她的脐带血干细胞。

当时是周志明极力反对，说浪费钱，但我坚持，最后还是存了。

那份储存在专业机构的脐带血样本，以及伴随的原始检测报告。

那上面记录的，才是朵朵最真实的基因信息。

我猛地站起身，冲向书房。

我记得，当初签的那份脐带血储存合同，和相关的检测报告，都收在一个专门的文件袋里。

翻找，急切地翻找。

柜子深处，那个印着生物科技公司logo的文件袋，终于被我抽了出来。

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我颤抖着打开文件袋封口。

里面是一份厚厚的合同，还有几张打印精美的检测报告。

我略过合同条款，直接翻到那张印有详细基因位点和血型信息的检测报告单。

报告由权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上面清晰地盖着钢印。

目光迅速锁定血型那一栏。

白纸黑字，打印得清清楚楚。

O型。

就是O型！

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然后又猛地松开，血液奔涌着冲向四肢百骸。

我是对的！

我的直觉没有错！

户口本上的信息，是被人为篡改过的！

我的女儿，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纳入了一个精心编织的谎言网络。

那份匿名的出生证明复印件，那个潦草涂改的“AB”，不是简单的笔误，而是蓄意的伪造和掩盖。

TL基金会、前夫周志明、那个“被死亡”的母亲王娟、五千美金的境外汇款、跨国物流标签……

所有的疑点，在这一刻被这份原始的脐带血检测报告彻底串联起来。

他们不仅带走了我的女儿，还从一开始就试图抹去我与女儿之间最根本的生物学联系。

用一个虚假的血型，一个被篡改的身份信息，为后续不可告人的目的铺路。

愤怒和恐惧交织着涌上心头，几乎要将我吞噬。

但更多的，是一种冰冷的决心。

我将检测报告紧紧攥在手里，纸张的边缘硌得掌心生疼。

现在，我有了最直接、最无可辩驳的证据。

证明户籍信息被替换，证明这一切从源头开始就是一场骗局。

10

手机屏幕突然亮起，一条推送通知跳了出来。

是直播APP的推送。

“TL基金会正在直播：紧急寻人！7岁女孩朵朵，你在哪里？”

我的指尖一僵。

TL基金会？

寻人直播？

我点开通知，屏幕瞬间切换到直播界面。

画面里，是在TL基金会办公室见过的、笑容刻意的接待女人。

此刻她换上了一副悲伤的面孔，眼眶微红，声音哽咽。

“朵朵是个非常可爱的孩子，我们基金会一直很关注她……”

背景是精心布置过的，挂着“寻找朵朵”的横幅，旁边还放大了几张朵朵的照片，笑得天真烂漫。

女人对着镜头，声情并茂地呼吁着网友提供线索，语气恳切得仿佛真丢了自家孩子。

弹幕飞快滚动，大多是表示同情与祝福的。

“可怜的孩子，快回家吧！”

“TL基金会真有爱心，点赞！”

“希望能尽快找到！”

虚伪的表演，令人作呕。

我握紧了手机，指关节泛白。

我的目光，却被直播画面左上角一行小小的白色字体牢牢吸住。

那是平台自动显示的主播地理位置信息。

IP地址：缅甸。

这两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我的视网膜上。

人在缅甸，却在国内平台开着“寻找朵朵”的直播？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伪善，而是赤裸裸的挑衅和愚弄。

他们以为隔着国境线，隔着网络，就能为所欲为，甚至利用公众的同情心来粉饰罪恶？

一股冰冷的怒火，瞬间压过了所有的慌乱和恐惧。

我手指快速滑动，搜索着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拐卖妇女、儿童罪。

每一个字，都带着法律的威严和冰冷。

我将那份证明朵朵真实血型的脐带血检测报告、那张被涂改的出生证明复印件、TL基金会的跨国物流标签照片、前夫的境外汇款记录截图……所有证据，快速整理打包，加密发送给了李警官。

附言只有一行字：TL基金会寻人直播，IP地址显示在缅甸。请求立刻冻结该基金会所有关联账户。

发送成功的提示弹出。

几乎是同时，我切换回直播界面。

11

那个女人还在镜头前挤着眼泪，扮演着焦急的“爱心人士”。

弹幕里依旧是善良网友们不明真相的祈祷和祝福。

我深吸一口气，指尖飞快地在手机屏幕上敲击。

我没有用自己的账号，而是切换了一个新注册的小号。

一行字，被我清晰地复制粘贴，发送到了直播间的公屏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这条评论，夹杂在无数“加油”、“祈祷”的弹幕中，显得格外突兀刺眼。

直播间有短暂的凝滞。

紧接着，我又发了一条。

“TL基金会，你们的IP地址在缅甸，不装了吗？”

屏幕上，那个女人的表情瞬间僵住，脸上的悲伤如同劣质的油彩般剥落，露出底层的惊慌。

她下意识地看向镜头外，似乎在寻求指示。

“所有信息已转交公安，TL基金会直播账号已被封禁。”李警官的声音带着一丝难掩的兴奋，“我们已经申请全国通缉令，同时联系了缅甸警方，启动边境合作机制。”

我攥紧了手中的脐带血检测报告，指甲深陷掌心。

“还有个重要发现，”李警官略微停顿，“协查通报里，发现与朵朵案件类似的失踪儿童信息已有32起，时间跨度为三年，地域分布在五个省份。”

我的心脏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不止朵朵一个。整整三十二个家庭！

“这些案例的共同点是什么？”我强迫自己保持冷静。

“所有失踪儿童家长都收到过类似的匿名复印件，出生证明血型与户籍信息不符。”李警官的声音压得更低，“技侦部门怀疑，有人利用《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的漏洞，窃取并篡改了这些孩子的DNA信息。”

窗外的天空阴沉得几乎要塌陷下来。

“我需要找到那三十二个家庭。”

“不行，这是警方的工作。”李警官立刻拒绝。

“你知道DNA数据库被篡改意味着什么吗？”我的声音带着切骨的寒意，“即使找到孩子，没有匹配的亲子鉴定结果，法律上他们仍然不属于我们。”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我会联系法医部门，对这一点进行核查。”

我挂断电话，打开笔记本电脑查阅着《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九条关于集体诉讼的条款，还有《网络安全法》第四十四条对数据篡改的处罚规定。

如果TL基金会能够篡改DNA数据库，那么他们一定有内部人员，医院、公安、各个环节都可能有他们的人。这是一张巨大的、令人窒息的网。

12

门铃突然响起。

透过猫眼，我看到一个衣着朴素的中年女人。陌生人？

我没有开门，而是从窗口观察。那女人在门口徘徊了一会，最终放下一个信封，快步离开。

我等了五分钟才打开门。信封里是一张泛黄的照片，背面写着：“明珠商场，北门，下午两点，带上脐带血报告。”

照片上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与朵朵年龄相仿，却不是朵朵。我翻到背面，角落里印着三年前的日期。

这是那三十二个孩子中的一个吗？

明珠商场人流如织，我戴着口罩和帽子，警惕地观察着每一个可疑的身影。北门附近的长椅上，坐着那个送信封的中年女人。

女人看到我，眼神闪烁了一下，语气平静得显得有些麻木。

“我女儿小倩，三年前在这个商场走失。”女人终于打破沉默，声音嘶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DNA比对结果显示与所有家长样本无亲缘关系，被判定为弃婴。”

“后来我发现了这个。”女人递过一份文件，“小倩三岁时的血型检测报告，与户籍上的不符。”

我接过文件，对比朵朵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的手法。只不过，小倩的检测报告上是A型，户籍上却是O型。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我问。

“昨天直播间的IP地址暴露。”女人眼中闪过一丝狠厉，“我在网络安全部门工作过，查到了你的身份。”

两人对视，一种无声的默契在流动。

“我不只找了你。”女人继续道，“这三年，我找到了十七个同样遭遇的家庭。他们在等你的消息。”

我手心微微发汗。“警方已经在行动了。”

“警方？”女人冷笑，“你信任警方？TL基金会能篡改DNA数据库，你觉得他们在哪个部门没有眼线？”

我沉默了。女人说的不无道理。

“他们会把孩子送到哪里去？”我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集装箱。”女人从包里拿出一份海关单据复印件，“每个月十五号，广州港都有一批'教育物资'出境，目的地是汉堡。我查过海关记录，这批货从来不被开箱检查。”

我接过复印件，上面的公司名字赫然是“GlobalTransLogistics”，与TL基金会仓库箱子上的标签完全一致。

“今天是几号？”我的心跳加速。

“十四号。”女人的声音里透着冰冷的决绝，“明天，又有一批'文具'要出境。”

夜色如墨，那个女人——她自称王芳——站在广州港的集装箱堆场外围。

“你确定信息准确吗？”我压低声音。

“通过海关系统查到的。”王芳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冷光，“集装箱编号GT-5839，通关手续全部办妥，明早八点装船。”

我环顾四周，港口灯火通明，安保巡逻不断。“我们不能贸然行动。”

王芳从包里拿出一部手机。“我已经联系了其他十六个家庭，他们分散在港口各个位置。还有这个。”

她打开手机屏幕，是一段直播录像。屏幕上显示已有三千多人在线观看，画面中央是一张世界地图，上面标注着几十个闪烁的红点。

“每个点代表一个失踪的孩子。”王芳解释，“我们黑进了TL基金会的服务器，找到了他们的交易记录。这场直播正在全网扩散。”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屏幕。“这是违法的。”

“犯罪分子利用法律漏洞贩卖我们的孩子，难道我们要坐以待毙吗？”王芳的声音颤抖着，“每一分钟的拖延，都可能让我们永远失去他们。”

弹幕快速滚动，无数网友表达着愤怒和支持。有人贴出了TL基金会的更多黑幕，还有人声称自己在欧洲，愿意协助寻找已被“领养”的中国儿童。

13

突然，一条弹幕闯入宋雨的视线。

“集装箱里有监控，孩子们活动的画面已经被黑客截获，正在上传。”

几秒钟后，直播画面切换。集装箱内部，幽暗的灯光下，十几个孩子或坐或躺，神情恍惚。集装箱一侧摆放着简易厕所和水箱，墙上挂着几个呼吸面罩。

我的心脏几乎停跳——最角落里，穿着粉色公主裙的朵朵，蜷缩在一个纸箱旁，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布娃娃。

“朵朵！”我失声叫道。

几乎同时，王芳的电话响起。是警方。

“我们接到网民举报，锁定了集装箱位置。”李警官的声音透着紧张，“港口特警已经在部署，但是——”他顿了一下，“有人在集装箱里安装了爆炸装置，连接到开锁系统。一旦强行开启，就会引爆。”

我的血液瞬间凝固。

“他们要挟持孩子逃跑。”李警官继续说，“我们已经联系了海关，但船长拒绝延迟启航。他们收了钱。”

“有多少时间？”宋雨问。

“不到两小时。一旦出海，就很难营救了。”

我看着直播画面里的朵朵，又看了看周围聚集的家长们绝望而坚定的眼神。

“我有个想法。”她深吸一口气，“TL基金会的人肯定在监视集装箱。如果我们能让他们相信，警方已经撤离，或许他们会来检查。”

李警官沉默了几秒。“太冒险了。”

“还有更好的办法吗？”宋雨反问。

一小时后，港口灯光突然熄灭，随后是一阵刺耳的警报声。几辆警车鱼贯而出，闪着警灯驶离港口。

远处的监控画面里，几个黑衣人鬼鬼祟祟地接近那个编号为GT-5839的集装箱。

“他们上钩了。”李警官的声音在耳机里响起。

我和其他家长躲在不远处的货柜后，紧张地盯着监控画面。黑衣人中有一个人宋雨认出来了——是TL基金会的接待女人。

女人走到集装箱门前，输入密码，门锁发出轻微的咔哒声。就在门开启的瞬间，特警从四面八方涌出，迅速将黑衣人制服。

“孩子们！”我冲向集装箱。

朵朵抬起头，看到我，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妈妈！”

我紧紧抱住女儿，泪水止不住地流下。其他家长也冲进集装箱，寻找着自己的孩子。有人喜极而泣，有人却只能望着陌生的孩子们，眼中充满绝望。

王芳站在集装箱门口，目光在每个孩子脸上搜寻，最终定格在一个瘦小的男孩身上。

“小倩呢？”她喃喃自语，“我的小倩呢？”

李警官走过来，神情凝重。“我们在黑客提供的TL基金会服务器数据中找到了所有交易记录。有126名儿童已经被送往海外，伪造的'合法领养'手续都在系统里。”

我抱紧朵朵，眼中闪过坚定的光芒。“我们要把他们都找回来。”

特警押送着黑衣人离开。那个接待女人经过我身边时，突然诡异地笑了。

“找不回来的。”她轻声说，“他们已经有了新的家庭，新的身份，新的国籍。法律会站在我们这边。”

我盯着她，一字一句地说：“《刑法》第二百四十条，拐卖妇女、儿童罪，情节严重者，处死刑。”

女人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而且，”宋雨继续道，“《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九条赋予了被侵害者集体诉讼的权利。篡改DNA数据，是情节特别恶劣的违法行为。”

女人被带走了，但她的话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那些已经被送往海外的孩子，真的找不回来了吗？

14

一周后，司法部专案组办公室。

“根据《网络安全法》第四十四条，我们已经锁定了TL基金会在暗网上的全部交易记录。”司法部高级专员杨冬指着屏幕上的地图，“这126名儿童分布在欧美八个国家，通过伪造的'合法领养'程序进入当地家庭。”

我和王芳等三十二个家庭代表坐在会议室里，目光聚焦在那些代表着自己孩子的红点上。

“我们已经启动了外交渠道，要求这些国家协助调查。”杨冬继续说，“但是，国际法律程序复杂，且许多收养家庭是善意第三方，他们不知情。”

王芳脸色苍白。“意思是，即使证明这些孩子是被拐卖的，也不一定能带回来？”

杨冬神情凝重地点了点头。

“我有个发现。”

我打开电脑，调出一段监控录像。“这是朵朵被救出后的画面。注意这个男孩。”

画面中，一个大约十岁的男孩站在角落，神情紧张地看着四周。与其他孩子不同，他衣着整洁，腕上还戴着一块精致的儿童手表。

“这孩子不是被拐卖的受害者。”我放大画面，“他的手表是最新款智能定位手表，价值不菲。而且，他与那个接待女人有明显的眼神交流。”

专案组成员交换了一下眼神。

“你的意思是？”杨冬问。

“他可能是TL基金会某个高层的孩子。”“而那块手表，很可能不只是普通定位手表。”

数字取证专家迅速接过话题：“现代智能手表往往具备录音、拍照功能，部分高端产品甚至内置微型存储芯片。”

三小时后，那块手表被拆解。内置芯片中储存的数据令所有人震惊——完整的客户名单、交易记录、银行账号，甚至包括与各国领养机构的通信记录。

更重要的是，芯片里有一个加密文件夹，里面存储着所有被拐儿童的原始DNA信息备份，以及被篡改后的数据对比。

“这是他们的保险。”杨冬解释，“一旦交易出问题，可以用这些资料要挟买家。”

15

三个月后，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

朵朵穿着整洁的校服，站在证人席上。她的对面，是低着头的TL基金会主谋——周志明，我的前夫。

“朵朵，你能告诉阿姨，那天在便利店发生了什么吗？”检察官温和地问。

朵朵看了看我，然后挺直了小小的背脊。

“我在等妈妈买水，有人给了我一个棒棒糖，说是爱心活动。然后那个阿姨说要带我去见爸爸。”小女孩的声音清晰而坚定，“我不想去，但她们把我抱上了车。”

周志明的肩膀明显颤抖了一下。

检察官递给朵朵一本小册子。“你能读一下这个吗？”

朵朵接过来，声音稚嫩却坚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法庭里鸦雀无声。周志明抬起头，脸上是彻底的绝望。

我看着女儿，眼中既有泪水，也有骄傲。那个弱小却勇敢的身影，此刻仿佛比法律更有力量。

16

一年后，在外交部与各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126名被拐儿童中的108名已经被确认身份，其中87名已经回到中国，与亲生父母团聚。

剩余的孩子，或因为已经适应了新环境，或因为收养家庭提出法律诉讼，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解决。

王芳的女儿小倩，是最后一批回国的孩子之一。当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王芳看到女儿走出通道的那一刻，整个人瘫软在地。

小倩比三年前长高了许多，眼神中多了些陌生和疏离，但当她喊出“妈妈”的那一刻，所有的隔阂仿佛都不存在了。

我和朵朵站在人群中，见证这一刻。朵朵紧紧握着妈妈的手，仰头问道：“妈妈，为什么坏人要把我们带走？”

我蹲下身，与女儿平视。“因为有些人为了钱，忘记了做人的基本道德。但是记住，法律和正义永远在我们这边。”

朵朵认真地点点头。

夕阳西下，我带着朵朵走出机场。新修订的《反拐卖人口法》刚刚颁布，其中专门增加了针对DNA数据篡改的严厉处罚条款。

这是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也是无数家庭团聚的希望。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但只要有法律作为后盾，有爱作为动力，黑暗终将被光明驱散。

朵朵跳着走在前面，粉色的裙摆在风中飞扬，像一面胜利的旗帜。